「书摘」《飞跃5000年》美国立国之本|品德高尚的领袖

  无论是最明智的宪法,还是最聪明的法律都不能给一个行为腐败之人提供自由与幸福的保护。

  塞缪尔·亚当斯指出了有关我们作为自由人在政治生存方面的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他说:

  “无论是最明智的宪法,还是最聪明的法律都不能给一个行为腐败之人提供自由与幸福的保护。因此,品德是国家自由的最真诚的朋友,他会竭尽全力去促进国家的道德水准,不管是谁,一旦他的权势得到扩张,他就不能忍受任何一个被选进权力机关的人,并且会去信任一个没有良知与道义的人。”(威尔斯:《塞缪尔·亚当斯的生活》)

  他接着说,如果公共官员缺乏经验、训练,缺乏应有的道德与聪明才智,他们就不应该当选。他说,选民的任务就是去选出那样一些人,他们“一直都在以最好、最温柔的态度尽心尽职,并且从来都是矢志不渝”。(同上)

  当时最受人喜欢的经文是《箴言》第29章第2节中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义人增多,民就喜乐;恶人掌权,民就叹息。”

  建国者们认识到人性就其本质而言,是善良与邪恶的混合物。他们推断说,如果人民能够管理自己,并且拥有一个最好的政府,那么,一个政治进程就能得到发展,通过这一进程,那些最聪明、最有经验、最富有良知的人就会脱颖而出,并且被选为公共官员。实际上,人类没有明智的选项。正如麦迪逊所说的:

  “如果人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天使能管理人们,那无论从外部,还是内部去控制政府也是没有必要的。”(《联邦党人文集》,第51卷,P322)

  不幸的是,乌托邦式的梦想永远也不可能考虑到人性中那些明显的局限。接下来最好的就是去撷取社会中那些最有希望的要素,并且对它们进行设计,使其成为一种公共服务。建国者们希望去做的,就是通过使领导人强化其私德的方式来提高公德的水平。这将是一种会向所有人开放的新型的、“自由民贵族”或“自然贵族”,只是这种身份不能通过前人来得以继承。每一个领导人都必须根据他个人的品质来晋升官职,而不是根据其祖上的财富与声誉。

  托马斯·杰斐逊是建国者们社会责任理念的典型代表。他们坚信,最好的公民应该坦然接受社会生活赋予的重要角色。他们相信,具有天赋与已经显示出领导才能的人应该具有与华盛顿一样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是在他三次从退休状态中被召唤出马为国家服务时表现出来的。杰斐逊把这样的人民称作国家的“自然贵族”。他说,这是一种富有美德、才干与爱国精神的贵族,没有这种贵族,这个国家就无法生存下来。

  与自然贵族相比,他说还有一种“人为的贵族”,这种贵族在欧洲的执政精英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是由于其财富与地位,或某种特殊的势力而获得高官的人,这种势力一直都在维持着他们自身的利益。他希望在美国没有人为的贵族。杰斐逊在1813年写道:

  “在人们当中存在着一种自然贵族。它的基础是美德与才干……此外,还存在着一种基于财富与出身,既非美德也非才干的人为的贵族;因为拥有这些东西,自然就属于那个上流阶层。就教育、信任与社会政府而言,我把自然贵族看作是大自然最珍贵的礼物。的确,在塑造人的社会地位方面,造化总是表现出一种前后不一致的特征,一直没有提供足够的美德与智慧来管理社会关注的课题。难道我们甚至不能认为这种政体是最好的吗?正是它,在把这些自然的贵族选进政府机构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最有效的单纯的选择。”(福特:《托马斯·杰斐逊的著作》)

  杰斐逊认为,运用教育和任何其他的手段来促进与鼓励那些在社会服务方面表现出特殊才能的公民,是整个国家的目标。他感到对新政府最大的威胁之一很可能是这样的时刻,当时,那些最优秀的人拒绝去承担那些乏味的、费力的,有时更是令人不愉快的任务,拒绝担任重要的公职。1779年,他说:“为了促进公众的幸福,那些自然已经赋予其天赋与美德的人,通过值得接受的人文教育,应该得到回报,并且能够为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神圣押金提供保护;他们应该被召唤去从事管理工作,而根本不用考虑其出身……或其他次要的条件与情况。”(福特:《托马斯·杰斐逊的著作》)

  几乎所有人都是倾向于去鼓励其他人竞选公职,但自己并不卷入其中。建国者们知道,我们绝不可能享有强有力的自治政府,除非这种普遍的情况得到改变。他们希望被挑选出来参与“政治活动“应被人们视为一种荣一段被人们普遍引用的西塞罗的话强调了这一主题。他曾经这样说过:

  “与建立新的国家或保留那些早已存在的国家相比,确实再也没有其他职业,可以让人类的美德更接近诸神的神圣使命了。”(爱本斯坦;《伟大的政治思想家》,P128)

  美国历史会做出说明,塞缪尔·亚当斯和他年轻的堂兄约翰·亚当斯是怎样服务于政治而牺牲他们的财富的。他们两人都把政治看成一种“神圣的科学”。

  “毕竟,政治是门神圣的科学。任何人都想让它屈从于自己短暂的激情与卑微的私利,那怎么可能?你们这些出身卑微的堕落亚当的儿子,难道政治的目的就是一笔财富、一个家庭、一辆镀金的马车、一个马队、一群穿制服的仆人、球场上的赛球、豪华的晚宴与晚餐吗?然而,这种神圣的政治科学最后却在欧洲被沦为一种由东西构成的机械的制度。”(科赫:《美国的启蒙运动》,P189)

  有些人也许会觉得出现在像约翰·亚当斯这样一位务实政治家上的这种清教理念很可笑。但他给那些怀疑论者准备了一个现成的答案。他说:“我会告诉你,成为一个独立的,不会屈从于偶像,只把真理、美德与他的国家作为神圣之物来信仰的政治家究竟是什么样的;比起那些崇拜猎犬与马匹的人,他会受到后人更多的尊重;尽管他不能创造自己的财富,但他却能成为他们国家的财富。”(同上)

  像许多建国者们一样,约翰·亚当斯特别强调为公共服务的职业生涯做充分准备的重要性。在早年的职业生涯中,约翰·亚当斯写信给他妻子,解释他认为必须去做的事,就是在政治的“神圣科学”方面,为自己的领导才能做准备。他写道:

  “研究治理的科学是我的责任,比研究其他任何科学责任更大;立法、行政、谈判的艺术应该通过某种方式取代,甚至排除所有其他的艺术。我必须研究政治与战争,这样,我的儿子们便有可能自由地去研究数学与哲学。我的儿子们应该去研究数学和哲学、地理学、自然史和造船学、航海、贸易和农学,以便让他们的孩子有资格去研究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织锦与瓷器。”(同上,P188)

  作为一个个体,约翰·亚当斯从来就没有受到过普遍的欢迎,但人们知道他是可以被信赖的。他一次次地被推选,最终成为美国的总统。若干年后,他写道:

  “我不会诅咒我忙于公共事务的日子…我不会为我做的任何事感到后悔,因为这些是我的责任。我从来没有出于我的兴趣愉悦、嫉妒、羡慕、贪婪或野心,甚至对名声的渴望而从事公共事务。如果它们中的任何一种一度是我的动机,那我的行为肯定就有很大的不同。在我公共生活中的每一件重大事情上,我总是根据我最佳的判断来行动,我是真诚的,因此我无愧于上苍。”(同上,P208-209)

  正是这种理想主义让诸如亚当斯、杰斐逊这样的建国者们倾心于政治公共服务的角色。如果有为这种高尚的理想主义感到惊奇,那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防止政府机关变成敛财机构的那种强烈欲望就更令人惊讶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告诫欧洲与美国,反对为公共服务的职位提供奢侈的酬劳。

  当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欧洲旅行时,他注意到在公职的任命方面存在着残酷的争斗,因为他们得到的薪水太高了。他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在美国早期的历史上,社会公职被认为是一种荣誉的身份,这种荣誉是由一个令人佩的社区、州或国家授予接受者的。所以,这些公职经常由那样的人来充当,他们带有很少的薪水,或根本就不带薪水来履行他们的服务。即使当时按宪法规定提供给华盛顿总统的年薪是2000美元,但他仍是决定在没有它的情况下以某种方式应付过去。有人也许会认为,这不算是一种牺牲,因为他拥有一个巨大的种植园。然而,弗农山庄种植园实际上在革命战争期间已经被毁坏了,当他被召唤成为总统的时候,他仍然没有修复它,使其恢复到有效生产的状态。华盛顿根据原则降低了他的薪水。在革命战争期间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时候,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但当情况允许时,它却被认为是正当的程序。

  1777年在欧洲期间,富兰克林对一个朋友解释了美国人对公共服务的广泛支持的态度。

  “在美国,薪水——必要的地方除外——是非常低的,许多公共事业都是免费做的。人们十分看重忠诚而出色地服务于大众的那种荣誉。公共精神确实存在于那里,并且具有明显的效果。在英国,人们普遍认为它无足轻重,无论是谁,只要他自称拥有这种精神,都会被当成傻瓜来嘲笑,或者被怀疑成一个骗子。”(史密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著作》)

  富兰克林热切希望这项政策能够在美国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他做了一个演讲,内容是关于确定美国公共服务课程的必要性,以使它始终能够对具有公共美德的人产生吸引力,并且对争抢轻松工作的无赖加以。他说:

  “先生们,有两种激情在人类的事务中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它们是抱负与贪婪;对权力的爱与对金钱的爱。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具有巨大的力量,促使人们去采取行动;但当它们基于同一个目标结合在一起时,就会在许多人的心中产生最激烈的冲突。在这些人面前安放一个荣耀的位置,同时也意味着一个获利的所在,他们会竭尽全力去获取它。许多这样的位置让英国政坛混乱不堪。为它们进行的争斗是所有派系得以产生的根源,这些派系正在分裂着这个国家,让它的议会分化,使它匆匆卷入徒劳而有害的战争,并且经常迫使人们对一个不光彩的和平条约做出妥协。”(史密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著作》)

  富兰克林已经广阅了这个世界,向制宪会议提交了一份普通的报告,与会代表情不自禁,只有身怀敬意聆听。制宪会议上不乏做出了巨大自我牺牲的人,比如像麦迪逊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是靠借债度日的。富兰克林警告说,为政府官员支付高薪是吸引无赖们的最好途径,并且会把那些具有真正优点与美德的人从公共机构里赶走。他这样问道:

  “什么样的人会力求通过阴谋的折腾、激烈的争斗、彼此无休止的谩骂,把最好的角色撕裂去追求这种有利可图的卓尔不群呢?那不会是明智与有节制的人,不会是和平与良好秩序的热爱者,不会是那些值得人们尊敬的人。他们是那些厚颜者与凶残者,是那些在追逐其私利的过程中拥有狂放激情与无穷活力的人。这些人将会跻身于你们的政府,成为你们的统治者。但这些人也会误解他们期待的那种幸福状态;因为他们那些被征服的竞争对手,出于同样的想法、同样的动机,会在他们施政的过程中竭力去加害于他们的施政,对他们的政策措施横加阻挠,并使他们成为人民讨厌的人。”(史密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著作》)

  穿越时光的长廊,本杰明·富兰克林做出了他预先的判断,此判断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美国的后代人接受那种与公职联系在一起的高薪的诱惑,那什么是我们可以预料的?下面是非常深刻的洞见,出自这位“费城的圣人”,他对制宪会议代表的演讲如下:

  “先生们,尽管我们开始会以适当的薪水基准出发,但我们将发现此种情况不会长期持续下去。对于要求增薪,理由肯定会有很多。因此,就像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每一个国家与王国之中,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永恒的冲突,一者为巩固它的地位努力获取的东西愈多,另一者所能支付的东西就愈少。仅凭这一点,就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动乱,目前的内战,结果既让原则遭到废止,也使人民遭受奴役。一般说来,的确,统治权力总是会占据要害部位,我们看到王公贵族的收入在不断增加,我们还会看到他们绝不会因此满足,而且总想得到更多。人民会由于税收的压迫,以及王公贵族们对钱财的那种更大的需求而感到愈加不满,王公们需要把钱财分发给他们的党羽,付钱给所有反抗的军队,以保证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掠夺。”(史密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著作》)

  富兰克林预见到了将公职利益变成某些手段的可能性,通过这些手段,一种美国式的君主制最终就有可能产生;当然,它不会被叫作君主制,而是一个拥有君主权力的执行机构。他继续了如下的演讲:

  “即使在100个国王中也难找到一个这样的国王,他不会去模仿法老的做法——首先是搜刮人民的钱财,其次是他们的土地,然后是让他们与他们的孩子成为永久的奴隶。据说,我们不打算确立王位。我清楚这一点。但人类中却存在着一种偏向于君主政体的自然倾向。有时它能够让他们从贵族统治中得到舒缓。他们宁愿要一个暴君,而不是500个暴君。它会在民众中让更多的平等外观得以呈现;这是他们喜欢的。我忧虑的是——也许是过分忧虑——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在未来的时代也许会以一种君主政体的形式告终。但我认为,如果在我们制定的制度中,不埋下争斗、内讧与吵闹的种子,用荣誉的岗位取代利益的职位的话,这种灾难也许会被长期拖延。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担心,即使我们一开始雇佣的是一个数字,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人,这个数字也会被很快搁置一旁;它只会孕育出一个国王的胎儿(就像那位来自弗吉尼亚的可敬先生恰如其分地表述的那样),并且一个国王不久就会凌驾在我们头上。”(史密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著作》)

  “一些人可能会猜想,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法,如果没有给他们的服务提供很高的薪水,我们就绝不可能在行政部门中找到一个真正为我们提供服务的人。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一些已经存在的事实向我作出了说明,它们使我倾向于一种相反的看法。英国的一个郡长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官职,但它并不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头衔。这是一个花销很大的官位,所以,没有人愿意去争取。但它却仍然运转,并且运转得很好,通常情况下,是由这个郡的一些重要绅士们来执行…我只是想援引这个例子来说明,行善的乐趣与为他们的国家服务,以及那些让他们有资格去做的令人尊敬的事,就可以构成充分的动机,让一些人愿意放弃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来为公众服务,而这并不意味着受到金钱满足的引诱。”(史密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著作》)

  在美国,无私服务最典型的例子是乔治·华盛顿。富兰克林在给由华盛顿主持的会议做演说时会提起。要是华盛顿在别处,毫无疑问,富兰克林就会把话题转入这个著名例子进行详尽表述,这个例子是由华盛顿在实践那些原则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作为美国政府理念的一个组成部分,富兰克林想让这些原则作为一种制度确立下来。然而,为了不使华盛顿感到难堪,他只是说:

  “把事情说得明白一些,通过一位爱国者,难道我们还不能理解我们政府机构的非凡之处与重要意义吗?这位爱国者就是我们军队的那位将军,他总共任职8年,连微薄的薪水都没有拿过,此刻,我不想用任何的赞美来让他感到不愉快;这方面,他和其他勇敢的人们——他军事上的朋友与同伴——一样,历经劳顿与磨难,对他的职位终抱持续不断的、深深的忧虑。难道我们会怀疑吗?在整个美国去寻找三四个人,怀着十分热情的公益精神来参加和平会议,也许是为了一个平等的条款,也许仅仅去处理国内关注的焦点,并且保证我们的法律公正地得到执行。先生们,我对我们的国家有一个更乐观的看法。”

  “我认为,我们绝不会缺少一群足够聪明、善良的人,他们能充分、忠诚地担任并履行我们正在讨论的公职。”(史密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著作》

  然后,他用这样的方式来结束了他的评论,他强调,他请求给予担任公职的人以适当的薪水,并不是出于吝的节税的激情,而是为了避免与高薪相伴随的罪恶。他说:

  “先生们,这也许是首次提出节税,在我看来并非目的。提出它们之后,随之而来的伤害才是我所担忧的。因此,我要做的就是提出修正案。如果它没有得到附议,或被接受,我也会由于坦诚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尽到了我应尽的责任而感到满足。”(史密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著作》)

  近半个世纪以来,富兰克林和大部分建国者们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实践了这些原则。在这方面,再也找不到比富兰克林本人更好的例子了。比如,他作为一个商人、国会议员和宾夕法尼亚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度过的1775年的那个夏天。这个委员会必须提供武器、军需物资、炮艇,为即将到来的冲突做准备。他用下面的话向一个英国朋友描述了这个夏天中典型的一天:

  “我从来没有如此充分地利用过我的时间。早晨6点,我出现在安全委员会,被(宾夕法尼亚)大会指派,负责处理该地区的防务工作;该委员会的会一直要开到临近9点,其时,我出现在国会里,一直要待到下午4点。这两个机构为了最大化地达成意见,需要做出不断的努力,它们需要许多人参加会议。这在英国,几乎是没有人相信的,我们当中的那些人出于对公益的热爱兢兢业业地工作,就像你们当中的一些人为了每年上千万的收入费尽心血一样。这就是未腐败的国家与已经腐败的国家两者之间的区别。”(史密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著作》)

  早在富兰克林提出适当薪水的制宪会议之前,宾夕法尼亚人就把下面的条款写进了他的州宪法:

  “作为一个自由人,如果要维持他的独立性(要是他没有足够多的财产),就应该拥有某种职称、职业、生意或拥有农场,通过它们,他才有可能把生活维持下去,让有利可图的职位既无必要,又无效用,否则,就会产生依赖、奴性,在持有者与期待者的心目中,与自由人的身份不符合;在人民当中就会产生阵营、争斗、腐败与混乱。因此,无论何时,一个官职,通过增加或者减少费用,都会变得有利可图,一有机会,许多人都想申请得到它,所以,红利应该通过立法得到削弱。”(同上)

  一个当代美国人在读到像杰斐逊、亚当斯、富兰克林或华盛顿这样一些人的著作时,不可能不产生一种自豪感,他一定会为美国产生并拥有这样一批最优秀的领导人而感到骄傲,因为正是他们开启了现代自由的“伟大试验”。

  然而,一个重要的问题仍然存在:“如此伟大的品格与美德在人类中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答案可以在建国者们的著作中去寻找。正如我们在下面的无数引语中会看到的,建国者们的信念是建立在细心研究基础上的。同时,他们也受到过精心的教育。在他们各自的教会、家庭、学校或其他地方,他们一直都被允许去获得一个强大、基本信仰的综合体系。在他们的所有著作与演讲中,建国者们都把自己突显为广义基本原则的积极信奉者,他们称这些原则为“不证自明的真理”。

  这些信念本身是非凡卓越的,他们所有的人似乎都享有它们,使得这一事实更加非同凡响。

  有趣的是,他们对这些信念的接受,必然要求他们断然拒绝某些流行的理智风潮,这些风潮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普遍存在于欧洲。这更要求他们对某些不那么站得住脚的教派加以拒绝;甚至是对某些他们中有人皈依了的教派。

  因此,我们在建国者们那里看到的是一群独立的、意志坚强的人,这些人的信念基于实验性的证据与谨慎的推理。即使他们接受的东西是看不见的——比如造物主的存在——这些东西也是基于可觉察的现象与严谨的推理。

  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其名为《第三种力量》的书中,经过大量的测试之后,得出结论说,思维定式的基础是一系列得到确认的信念,比如像建国者们迷恋的那些信念,就明显产生了高品质的人类行为与对生活压力更为积极的调节。

  毫无疑问,西塞罗会用其结果可以被预期的那类观察来对这一结论做出回应。建立在理性与不证自明的真理基础上的信念,会把人类带入一种与自然法则和无穷宇宙永恒现实相和谐的境地。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世界知名作家、演说家、教授,擅长美国宪法、经济学及历史等领域。曾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16年,在杨百翰大学当教授11年,并任美国著名杂志《法律与秩序》主编15年。

  《飞跃5000年》是他最著名的畅销书,被推荐为全美大中学生的必读书。美国著名主持人、畅销书作家格伦贝克撰文推荐,盛赞本书让美国找到了希望。作者另著有畅销书《美国的独立》《赤裸的资本家》等,还有8部作品被采用为大学课本。

  1956年生于四川省乐山市,现居北京。2003年当代汉语贡献奖得主。先后任教于四川函授大学、西南计算机工程讲习院、桂林教育学院。曾任《文化学词典》副主编,现任《汉箴》主编。主要译著有《美国大政府的兴起》《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基督教精神史》《愤怒与自豪》《英美现当代诗选》等,编著有《大学语言学辅导教材》《比尔盖茨传》《索罗斯传》等,自撰作品有《论汉语》《时代思想词典》《中国人的口误》《精神就是精神的事》等,共计3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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