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教问题和解决之道

  当今的领导人喜欢说教早在基督教之前就传入了俄罗斯。在纪元开始后的第一个世纪,教徒们就把自己的宗教从阿拉伯半岛带到了俄罗斯,远远早于随着欧亚草原的异教徒而来的基督教。到了1000年末之际,当基辅罗斯的异教徒王子皈依拜占庭基督教后,大量的群体出现在了里海和黑海间的高加索地区、伏尔加河流域和中亚,还有乌拉尔地区以及西伯利亚。蒙古游牧民族在其十三至十六世纪间占领俄罗斯的漫长岁月中接受了教,金帐汗国被驱赶回蒙古时,他们中的许多鞑靼族人都留在了那里。

  随着俄罗斯帝国通过征战、贸易以及与原住民精英的合作不断向南部和东部扩张,其人口也稳步增长。十八世纪叶卡捷琳娜大帝将克里米亚及高加索与里海北部的草原纳入了帝国范围,高加索本身则是在十九世纪初被征服,虽然俄罗斯人从来未能真正达吉斯坦和车臣的山区部落。自19世纪60年代起俄罗斯军队将帝国的疆界远远延伸到哈萨克草原和中亚,征服了塔什干、浩罕、布哈拉、撒马尔罕的那些教丰富而古老的宗教与学术中心。到了十九世纪末,沙皇统治下的数量比奥斯曼帝国苏丹统治的更多。

  俄罗斯和世界之间的相遇已经被大多数观察家视为一个关于帝国征服和对抗的简单故事,是俄罗斯与车臣和达吉斯坦的叛军之间长期且时常残酷的斗争缩影。[这一冲突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 ,当时达吉斯坦军阀伊玛目沙米尔(Imam Shamil)率领北高加索的山区部落与1825年至1855 年间在位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军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一抵抗与的传奇事件中,俄罗斯南部边境成为了教和基督教之间“文明的冲突”的关键前沿;最近的车臣战争则是苏维埃政权强加的人为和平局面瓦解后恢复了这些宗教传统中的“冲突的自然状态”。

  然而罗伯特克鲁斯在其适时的学术书籍《对于先知和沙皇》中提醒我们,车臣和北高加索地区其他地方发生的冲突,其实从历史上看是不寻常的,因为1917 年之前,俄罗斯和世界之间都是和平共处合作的状态。始于1762 年的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统治标志着俄罗斯帝国第一次大规模扩张到高加索地区。俄罗斯军队征服了的领土,了抵抗;但帝国的官员通过将教及其相应的等级制度(神职人员和法律学者位于顶层)确认为帝国统治的一项核心制度,设法赢得了臣民的忠心。克鲁斯坚持认为,这些沙皇政策的结果是“的善男信女们开始将帝国想象为体现上帝意志的潜在手段”,并作为沙皇的忠心子民参与其中,重新协调自己与的关系。

  帝国和宗教制度之间的联系曾被俄罗斯帝国(以及其他帝国)的早期历史学家忽视,他们几乎将注意力完全集中于世俗事务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视其为理解帝国统治瓦解的关键。然而,克鲁斯认为,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历任沙皇并非通过支持少数种族或民族群体来巩固他们的权威,而是通过他们对宗教信仰的捍卫(沙皇法律规定每个臣民都要归属于一个教派组)。通过其对宗教宽容的承诺,沙皇帝国能够“使用更少的暴力统治,并取得更大程度的共识,而非历史学家先前想象的那样”。 沙皇的官员并没有大规模的驱逐出境或迫使大量改变信仰,他们对于教一般比较宽容。这种态度是一种帝国政策问题,它试图讨好新占据的领土以及周边国的人口,但这也是基于教的一神论,俄罗斯官方认为这一点可以与基督教相提并论。但是,诸如俄罗斯北部的科米人这样的多神教异教徒则被强迫改信基督教(克鲁斯可能已探寻了此种对比) 。

  正如克鲁斯所说,沙俄在其地区较为稳定,相比之下,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帝国 —— 英国和法国在非洲和亚洲以及哈布斯堡王朝在巴尔干地区——在拉拢收买原住民宗教精英方面,系统性和技巧都稍逊一筹。达吉斯坦和车臣地区的部落对俄罗斯统治的抵抗是一个很大的例外,但即便在那里,很大比例的人口都是被迫参加叛军,其中一部分是由袭击俄罗斯政府的外国苏菲派(Sofi)兄弟所招募。除此之外,自1865 年俄罗斯征服塔什干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半个世纪中,并没有发生重大起义,只有少数反对沙皇统治的局部叛乱。那些拼命想争取公民忠诚的西方国家可以从十九世纪俄罗斯帝国的范例中学到很多东西。

  克鲁斯从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 在位)的统治开始进行研究,当时宗教宽容的“经济学者”思想被女皇运用到克里米亚和里海沿岸的新臣民身上,作为加强国家权力的一种手段。“ 经济学者”是一群德国启蒙思想家,主张公共秩序和道德可以通过宽容教派团体的监管得到加强(不过他们说得很清楚,正如叶卡捷琳娜那样,那些异教徒、无神论者和自由思想家不配受到这样的保护)。从本质上讲叶卡捷琳娜将宗教宽容视作帝国控制和扩张的工具:它会缓解帝国的边境躁动地区的与俄罗斯殖民者和官员之间的关系,拉拢作为中间人的周边国家的。但欧洲学者的“土耳其信条”研究也使她确信,教在其基本信仰、戒律、祈祷专用的圣地、宗教法和阶层等级方面与基督教并无很大差异,所有这些都可以被沙皇国家用来加强更传统的帝国统治法规的神圣权威地位。

  叶卡捷琳娜为帝国的建立起一个集中的教会阶层,努力使过去独立的毛拉和寺融入一种如教堂般的系统,服从于圣彼得堡的帝国政府。1788年,她指定在乌法(后来被转移到奥伦堡)成立传教士大会,结合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特点,如标准化组织礼拜堂区,以及那些奥斯曼帝国的宗教系统(包括详细的宗教头衔阶层)。逊尼派神职人员和法律学者穆克汉姆德-詹库赛诺夫(Mukhamed - Zhan Khusainov)领导,为神职人员颁发许可,解释的教义和法,受理信徒反对他们寺决定的申诉,监督日益增长的学校网络。

  到1824年库赛诺夫去世时,该大会已被受贿的指控困扰,如克鲁斯所言,这对 “寺社区”影响相对较弱——这些聚居区由大会和省级官员的批准建造寺。但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大会的权力由内务部扩大增强,将其看作皇家管理的工具。大会颁布教令,敦促支持沙皇。它让所有毛拉们宣誓效忠皇室,并在他们的寺讲坛为皇室祈祷。大会也将帝国法律解读为教教义:兵役、卫生习惯、生产和高等教育都被解释为宗教职责,由《古兰经》引文定义,由大会颁布教令强制执行。

  1834 年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强调其主要效忠于皇权,大会发布裁决,命令遵守一条有争议的法律,规定人死后要等待三天才可以下葬,并向警方备案死亡之事,因为曾经出现过人们还没死就被仓促埋葬的事。

  俄罗斯帝国将大会作为一个调和势力的机构,使其同自己的国家与道德规范准则要求一致。这些受许可的法学家,即宗教法的解释者,以及毛拉对抗那些号召拿起武器反对俄罗斯帝国或逃离其“战争之家”的或“无信之家”极端分子和“圣战”分子。大会也帮助国家铲除分裂势力与苏菲派神秘主义者和极端分子,因为他们威胁要扰乱寺社区、挑起对帝国当局的反抗。

  克鲁斯指出,国家对于神职人员的处理相当有技巧。它支持开放寺的建筑和宗教学校,其中一些成为在世界中学习的重要中心。它逐渐改善了神职人员的地位,把他们与东正教神职人员相提并论。但它也允许非信教群体声音,并鼓励反教,以保持教的弱势和分歧。

  书中也许最精华的篇章在于其翔实地调查了自叶卡捷琳娜的统治起,国家如何尝试使关于家庭的教法更接近世俗和东正教教会法的规范,克鲁斯展示了沙皇的官员如何干预家庭纠纷,特别是支持妇女的呼吁,以使正义的传统解释与自己家庭和帝国秩序的观念一致。通过反对一夫多妻制、绑架新娘和强迫婚姻的做法,帝国官员寻求与那些曾在中等哈纳菲(Hanafi)法律学校受教育的学者合作,参考教本权威,以验证其支持妇女离婚、财产以及人身安全权利的裁定。其结果是,那些陷入与保守的当地神职人员教义纠纷的教友们发现俄罗斯帝国并不太可能成为盟友。

  十九世纪上半叶,帝国官员越来越多地干预法的解释,他们发展了自己对教的专业知识来源,而并未依靠学者和中介机构。东方学作为一门新欧洲科学在俄罗斯大学中涌现(这个问题克鲁斯原本或许可以说得更多),国家发现以通过实施由基督教学者制定的具有约束力的法案,更容易依照自己的法制重构法学。米尔扎亚历山大卡泽姆-柏克(Mirza Alexander Kazem - Bek),一名皈依基督教的、喀山大学法律学者,在为帝国官僚阐释法律方面起到关键作用,而喀山大学位于莫斯科东南,或许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俄罗斯东方学中心。1849 年他被调到圣彼得堡大学后,在内务部从事幕后工作,审查送往首都的上诉案件,解释充满矛盾的关于各项民法事宜的法律文本。到了19 世纪60 年代,卡泽姆-柏克已成为俄罗斯无可争辩的法权威,如克鲁斯所暗示的,他的意见通常“对限制业外人士参与以及对加强(国家支持的)教的权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过去几十年的帝国政权中,与教的紧密关系对俄罗斯控制中亚极其重要。哈萨克草原的游牧民族基本上是略微倾向文化的异教徒。他们迁徙的生活方式,使其无法构建自己的寺和学校。从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起,俄国人开始支持在哈萨克牧民中发展教,相信它会鼓励他们采取更“文明”的生存之道。俄国人推测通过建立寺和学校,哈萨克部落将变得更为稳定,从游牧畜牧业转向农业和贸易,国家从而可能对此征税。

  然而到了19 世纪60 年代,俄罗斯官员已经开始怀疑仅仅依靠教作为帝国影响的唯一手段是否明智。哈萨克统治阶级在俄罗斯征服的地区进行合作,以换取在帝国政府的优越位置,他们并非特别虔诚的教徒,而是以自己的哈萨克族传统为荣。由于担心在伊玛目沙塔尔的达吉斯坦军队刚被击败的北高加索地区,宗教会在反俄运动中发挥作用,俄罗斯转向世俗习惯法(传统法律),由部族长老执行管理,而在其他地方则是指派教法并由神职人员执行(北高加索地区也做出了这样的改变)。

  在某些方面,或许如克鲁斯所言,这种着眼于依部落习俗治理的新重点是试图给哈萨克牧民与俄国农民平等的地位,1861 年农奴解放后农民也采取了习惯法治理。但它与其他殖民国家的帝国战略也是一致的,如英国在旁遮普邦或法国在北非的所为,他们愈来愈担忧教在反对西方的“进步”力量和“文明”中起到的效果,因此他们寻求部落习俗作为教法的替代。

  然而,与英国和法国一样,俄罗斯人发现,作为帝国控制的手段习俗无法与宗教匹敌,即使对哈萨克人而言也是如此。克鲁斯认为,没有可靠的神职人员或对宗教生活的有效监管,哈萨克草原变成了流动毛拉们的温床,他们总有能力挑起穷人的动乱。

  再往南,在俄罗斯军队于1865 年抵达的中亚地区,那里有较强大的制度和发达的寺、宗教学校及神职阶层结构网络。根据克鲁斯观点,这使得它更容易让皇家统治扎稳脚根。在俄罗斯帝国这个遥远的前哨,帝国统治的其他力量更弱,城市中心以外的地方只有零星分布的沙皇官员。克鲁斯告诉我们,1910年,只有58 名俄罗斯官员管理费尔干纳地区(今乌兹别克斯坦)近200 万居民,其中两人还是翻译。克鲁斯展示了俄国人如何在像塔什干、撒马尔罕和布哈拉这样的城市调解那些长久以来分裂这些群体的宗教纠纷,利用当地对寺、宗教学校、捐赠基金和神社领导权的争夺,来创建依赖于皇家管理赞助的新宗教和政治层级结构,正如1865 年征服塔什干后,军方官员给予免税待遇,以拉拢神职人员。他的结论是“深层渗透的的争端和沙皇管理有助于保证帝国秩序在中亚的相对强大和持久”。偶尔也有干扰、霍乱蔓延的抗议以及一场叛乱,即1898 年吉尔吉斯与俄罗斯殖民者的冲突引发的安集延暴动,但克鲁斯指出,起义的领导者达克其依禅,力求不仅要摆脱俄罗斯的占领,也要构建一个充分遵从教法的社会,同时扫清他视为腐败宗教的苏菲派及其学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日常生活中更多参与的是互相之间的斗争,而不是反抗政权。

  《对于先知和沙皇》是一本创新且富有启示的书。它通过清晰的撰写和深入的研究,对帝国和它的臣民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的角度,在某些方面或许可以为如今现代西方国家有关如何保证人口的忠诚的辩论提供一些启示。克鲁斯对帝国政治的宗教分析强有力地解释了漫长的十九世纪中领土上的俄罗斯帝国相对稳定的原因。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因为这不是对长期削弱帝国的社会力量进行探索,而是试图理解帝国持久性的源泉。引人注意的并非俄罗斯帝国的崩溃,正如其他帝国一样,而是它设法生存了这么久(并在苏联时代复活),而且是在欧亚大陆这样一片广阔而落后的土地上,那里的俄罗斯族人数量并不比一个大的少数民族多。1897 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俄罗斯人仅占帝国人口的44%,而且他们是增长最慢的民族之一。由于其高生育率,人口是在帝国增长最快的族群。

  关于最后几年内动摇了俄罗斯帝国的那些更广泛的社会变革,克鲁斯则不那么令人信服。他的书中很少提及,例如,对地区原材料的经济剥削,或关于俄罗斯的农业殖民者大规模移居牧区,虽然二者都大大加深了穷人对帝国统治的不满,他们在激进的教中发现了一种对自己的殖民统治者蔑视和反抗的组织力量和意识形态。对于参与1905 年和1917 年推翻帝国统治体系革命的民权运动,克鲁斯只在书的最后几页稍作关注,几乎算是亡羊补牢。

  在处理教的问题上,苏联帝国与其前任的沙皇相比,则是笨拙地压迫。苏共反对一切宗教,自20 世纪20 年代开始根除由 沙皇官员在19 世纪发展的司法和教育机构,清除神职人员和他们的虔诚捐赠(宗教公产),并通过宣传以及对寺社区的迫害破坏教。根据希琳亨特在其“俄罗斯的教:政治身份和安全,对当今俄罗斯面临的国内外世界挑战的清晰研究” 一文中统计,1917 年,俄罗斯帝国内有26000 座运作的清线 座寺,有两三千神职人员离开了苏联境内。

  除了关闭寺,苏维埃政权还推行种族分裂的政策,驱逐人群(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车臣和梅斯赫特土耳其人被转移到中亚)以及将大型少数民族并入共和国与自治区,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多数塔吉克人都被并入乌兹别克斯坦,或是乌兹别克人留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在这些情况下,苏联加盟共和国被过度进行种族划分,从而难以发展民族身份,教成为了被苏维埃制度异化的教徒的另一种身份,并适时成为一种组织抵抗苏联统治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在这方面,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是一个转折点,不只因为对于在苏联的而言,阿富汗叛军成为力量和反抗象征,而或许更关键的是,“圣战”者和他们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的支持者在中亚和其他地区建立了与苏联的直接联系。亨特指出,巴基斯坦齐亚哈克政府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建立了宗教学校和军营,在此许多苏联的接触到了各种圣战思想和游击战术。

  苏维埃政权垮台后,教的复兴仍烙有这些外国极端分子的印记。在高加索地区,尤其在北部沿着与主流教连接的苏菲派兄弟地区,越来越多的宗教和“圣战”运动要求教法成为国法。这些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是受到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瓦哈比主义)教导的启示,活动分子以车臣独立为名,参与了许多针对俄罗斯和车臣公民的恐怖暴行。(《教森林狼:俄罗斯车臣的恐怖面孔》,保罗墨菲所著,是对他们犯罪活动的一个可怕的记录,包括其爆炸袭击、劫持人质、绑架,以及自1991 年以来对数千名无辜平民的暗杀。这本书值得欢迎,因为可以提醒大家,在这残酷的战争中,犯下暴行的并不仅仅是俄罗斯军队。)

  沙希迪分子(Shahidists)也许是近期北高加索地区出现的最极端“圣战”者团体。这些成员将殉难视作对俄罗斯斗争的一种手段,参与了2002 年10 月的莫斯科杜布罗夫卡剧院围攻,当时至少有164 名男人、妇女、儿童和。这些沙希迪分子也参与了几十起车臣和北奥塞梯的自杀性爆炸事件,造成数百人死亡。考虑到这些极端组织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亨特指出了北高加索的失业痼疾,以及主流教的体制弱点,即经过苏维埃政权六十多年的迫害,当从那些极端主义扎根之国而来的传教士和教师大规模涌入,俄罗斯就容易受到威胁。亨特表明,俄罗斯政府早已声称车臣极端分子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但在西方世界人们普遍同情车臣武装分子,从未充分接受这一观点,直到发生“911事件”。

  打击的国际战争增强了俄罗斯为保卫其南部地区安全而进行斗争的决心,那里一直容易受到来自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极端分子的影响。有迹象表明,车臣局势开始稳定。反叛运动已经开始破裂,并转移至印古什和达吉斯坦的毗邻地区,特别是自从2005 年3 月主要武装领导人马斯哈多夫以及军阀沙塔尔巴萨耶夫二人死后,后者曾策划了许多最严重的车臣暴行,包括2004 年9 月在俄罗斯南部别斯兰镇一所学校内劫持人质。越来越多的车臣叛军根本不是车臣族的,而是来自国外的极端分子。

  大多数车臣人民认为这些外国侵略者是将他们的土地用作战场。车臣人已被战争折磨得疲惫不堪,愿意接受任何和平局势,只要能让他们重建自己破碎的社区。 2005 年11 月的议会选举,不论多么不完善,可能已经给了新的亲俄罗斯派政府一个机会,以孤立极端分子并重建国家赢得民心。但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必须建立起真正的民主选举制度和人权的国际监督,所谓人权被俄罗斯支撑的当局往往以残暴的手段滥用,这些手段方式已被记者和人权组织曝光。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身为报道俄罗斯在车臣暴行的最无畏记者之一,于2006年10月7日被谋杀了,造成了关于车臣局势进一步调查的不祥预感。克里姆林宫不应该害怕民主,根据车臣州立大学的社会学中心在过去三年内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五分之一的车臣人口支持车臣脱离俄罗斯独立。

  无论车臣冲突中发生什么,俄罗斯都将日益成为一个国家,迅速下滑的俄罗斯出生率将证明这一点,现在每100 名俄罗斯族妇女大约只有1.5 个子女,相比之下,族群每100 名妇女有近5 个子女。俄罗斯政府将需要找到比对其发动战争更好的手段来赢取公民的忠心。它需要建立一个所有宗教信仰自由平等的真正世俗国家。这将意味着将国家与俄罗斯东正教分离,而东正教被1997 年的“关于道德自由和宗教团体法”赋予了特权地位。该法认可了“东正教对俄罗斯历史和俄罗斯的精神文化的建立与发展的特殊贡献”,尽管1993 年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为一个没有官方的宗教的世俗国家。东正教领袖们口头上支持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行动,有时也煽风点火将其比作东正教和教之间的宗教战争。如果俄罗斯要想建立起一种与其人口的新关系,那么这样的说辞毫无立足之地。教必须作为俄罗斯文化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完全接受,并如之前的沙皇那样,国家必须寻求更好的方法来团结其公民,并调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作者简介:奥兰多费吉思,出生于1959年,英国历史学家,主要从事俄罗斯历史研究,现任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人民的惨剧》《娜塔莎之舞》《低语者》《克里米亚》《给我来信》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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